郭先生刚刚

那是2017年清明，皖南的老屋在雨里发霉。 我跪在祠堂的水泥地上烧纸，三姨突然从背后戳我：“你外婆醒了，认得人了。” ICU住了半个月，这是她第一次睁开眼睛。我冲进去时，她身上插着十七根管子，呼吸机噗嗤噗嗤地响。但她的眼睛是清的——就是那种，清明前采茶人眼睛里的清。 “小毛来了。”她嗓子全哑了，用气声说。 全家人都围过来，她又闭上眼睛。我正以为她又睡过去，她却突然动了动右手——从氧气面罩的缝隙里，伸出一根颤巍巍的手指。 我愣了三秒，才明白她要什么。 从她床头柜最底层，摸出那个铁皮糖盒。1958年上海产，印着穿布拉吉的女工。盒子里只剩最后一颗糖，绿色玻璃纸包着，薄荷味。 这是她六十年的习惯。我长水痘、我中考落榜、我第一次失恋，她都说“吃糖”，然后从围裙兜里摸出这颗糖的曾曾曾祖父。糖纸攒了一抽屉，从玻璃纸到塑料纸再到铝箔纸，像一部甜味的编年史。 我把糖纸剥开。她摇头，用眼神示意我吃。 “你吃，吃了不苦。”她说。 糖是潮的，在舌尖化成一滩发黏的甜。薄荷味冲上来时，我看见她笑了——不是嘴唇笑，是眼角的皱纹突然漾开，像石子投进八十岁的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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